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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稿工”这个行当

2009-01-07 16:54:00 来源:博览群书 思晨 我有话说

闲翻清人笔记,读到“稿工”一词不由生出几分感慨。笔记中的原话是:

其所谓稿工者,大都有才学而不利场屋者,又深明例案,故昕作奏稿咨稿,驳斥事理,悉无懈可击,而文亦晓畅。(《水窗春呓》卷下)

据此可知,所谓稿工也就是科考中败北,

为生存而至衙门中供职的人。和专管钱粮类的胥吏不同,稿工是专事写稿之人。

翰林是否也应视为稿工颇有点难说,但能在翰林中行走,总是身有功名之人,翰林是有机会“进步”的。二者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在编与不在编。只从专事写稿这个角度看,似乎也可统称为稿工。

五代到北宋初的陶?,文笔冠于一时,久在翰苑,他是不安于如同稿工那样只写写稿子的,很希望能得到重用。宋建隆后,一些名气在他之下者也作了宰相,陶?颇有点不平,让其私交密友推荐自己,在皇上那儿吹嘘自己久掌文墨,出力很多,该考虑作宰相了。宋太祖却说:常听说你们翰林起草文稿,总是拿出前人的旧本,改换些词语,这就是俗话说的“依样画葫芦”,哪里出了多少力呢?陶?听后写下了这样一首诗:官职须由生处有,才能不管用时光。堪笑翰林陶学士,年年依样画葫芦。此诗一出,宋太祖颇为不满,陶学士终身也和宰相无缘了。(《东轩笔录》卷一)

就中国历史看,似乎越往前稿工的社会地位越高,凭借手中之笔足以获得一官半职,而越往后,稿工的社会地位有急剧下滑之势。这可能和人口不断增长导致读书人不断增多有关。读书这样的事毕竟要有点天分。同样是读书,有人能读得满腹经纶,有的读来读去还是一脑袋浆糊。只是科举这种方式(包括其它一些方式)并不太能分得出经纶与浆糊,所以很有一些优秀人才惨遭淘汰,大略一数就知道杜甫、陆龟蒙、罗隐、徐文长、蒲松龄面对科举都是屡战屡败。以致罗隐对朝官颇为愤愤,曾直言说:我脚夹笔,亦可敌得数辈。(《北梦琐言》卷六)此话狂则狂矣,但颇为解气。

魏晋南北朝时,稿工还颇有点豪气。东晋时的孙绰博学善属文,曾作《天台山赋》,辞致甚工,初稿成后,以示友人范荣期云:“卿试掷地,当作金石声也。” (《晋书》卷五十六)可与孙绰相匹敌的是北朝的崔?,此人大署其户曰:“不读五千卷者,无得入此室。”(《北史》卷二十五)而越往后,稿工也好,读书人也罢,这种气势日见萎缩。但有才之稿工还是会受到追捧。如北朝的卢思道,参与作乱,罪当斩,已在死中。宇文神举素闻其名,将其从死囚中引出,令作露布(一种公告类的公文)。援笔立成,文不加点。宇文神举嘉而宥之。(《北史》卷三十)一篇露布捡得一条小命,恐怕也只有那样的年代才会发生。

但这绝不意味着那个的年代稿工真的就能伸直了腰作人,权势者让稿工受气或受欺那是绝对没商量的。袁宏写了篇《东征赋》,陶侃的儿子就拔刀相向;南陈从创业之际起,文檄军书等均出于徐陵之手。徐陵为人宽厚,像这样的人应该受到尊重了吧,可有一次陈后主写了一篇文章给徐陵看,说是别人所写,问写得怎么样。徐陵看后说了一句“都不成辞句”的实话,结果徐陵去世后,被陈后主谥为“章伪侯”(《南史》卷六十二)。到了唐朝,稿工的位置似乎看涨。唐开科取士还设有“下笔成章”、“手笔俊拔”等科。今读唐史,能够感觉到武则天还是颇懂文章的。骆宾王所写的讨武后檄文,武后开始读时只是嘻笑,但读到“一?之土未干,六尺之孤安在”,惊惧而问:“谁为之?”有人告之是骆宾王所写,武后曰:“宰相安得失此人!”(《新唐书》卷二一四)就是陈子昂、张嘉贞、郭震等也是因一文为武则天所赏识,得以重用。唐朝的文化能够雄视后代,大约是和这些因素分不开的。

到了宋朝,稿工的日子就远非唐人可比。“乌台诗案”这样的事不会发生在唐,而会发生在宋。从写作的自由度上看,唐要比宋宽松得多,“有吏夜捉人”这样的事杜甫也敢写进诗,这恐怕是宋朝人不敢想的。东坡讽刺盐法写下了“岂是闻韶解忘味,迩来三月食无盐”,有人就要找麻烦;可唐人直接敢写“四海无闲田,农夫犹饿死”,也没见人非要治了诗人的罪。宋朝人其实是开了文字狱的先河,至少是开始编织文网。从经济层面看,杜甫穷得可以,唐代也出现过富豪级的稿工。韩愈为人写碑文很是得了些钱财,但韩愈之富无法和李邕相比。李邕之文,于碑颂为长,人奉金帛请其文,前后所受钜万计(《新唐书》卷二百一十五)。宋朝似乎找不到富起来的稿工。

说到稿工,总也绕不开方孝孺。年青时对方孝孺颇为佩服,随着马齿徒长,感觉到方孝孺的作法大可商榷。靖难之役,城破之时,对方孝孺来说只有两个选择:一是出逃,二是自裁,绝无活着见燕王的道理。他本人固然不在乎一死,可拒绝草诏,搭进去的却是几百条人命。唐朝的马周曾上书唐太宗说:天下者以人为本。(《新唐书》卷一百一十一)可帝王们从来都是以皇位为本,这样的道理方孝孺当懂,是谁把帝王们培养得如此残暴?是谁把权力神化得法力无边?这是中国人应该经常追问的话题。对方孝孺而言名节固然重要,但以几百条人命去换自己的名节,不能不让人问一句:早干吗去了?

清代文字狱达到高潮,但场屋不利者也只得去做稿工谋生。让蒲松龄这等人才也入幕做稿工,实在是文化的悲哀。《聊斋》一书把汉字的魅力表现得淋漓尽致,可才华如此,也曾为生计所迫入幕去做稿工。至于场屋不顺,更显示了科举之昏,难怪他在《聊斋》自序中写下了这样的话:

惊霜寒雀,抱树无温;吊月秋虫,偎栏自热。知我者,其在青林黑塞间乎!

今人已不太能赋予汉字如此意蕴了。此话也非大痛苦转大清醒者所不能言。

稿工都是读书人,或曰文化人。在人们的印象中这些人当行而斯文,言则有礼。可实际上,人性的弱点在稿工身上的表现和其他人群相比并无逊色之处。抄袭和剽窃且不去说了,为了个人的名气,甚至能动了杀人的念头。

隋炀帝时孔颖达应时而出,对策高第,授任河内郡学博士。大业年间,隋炀帝在洛阳举行大规模的儒学讨论会。孔颖达风头最劲健。与此盛会的先辈宿儒耻出其下,暗中派遣刺客欲加害孔颖达,幸得杨玄感保护,才使孔颖达幸免于难。(《新唐书》卷二百一十一)唐朝的宋之问为了占有“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”这两句诗,竟用土囊压死了其外甥,即原作者刘夷希。此事只见于笔记,不见于正史,有无或在两可之间。但宋之问依附张易之兄弟则是新旧唐书的共同记载。宋之问不仅为张易之代写文赋,甚至能为张易之捧溺器,《新唐书》直书“天下丑其行”。稿工将“功夫在诗外”的功夫运用到极致,算得上由来已久了。

稿工一词在今天虽无市场,但就词义而言,要比秘书这个词来得准确形象。因为时下已经有了不写稿的秘书,还有词义颇为复杂的“女秘书”。

无论什么样的稿工,所写文稿,三十年前的庄严谠论,三十年后非梦呓笑谈,恐怕也就可以称为良稿工了。别以为做到这点很容易,今天看三十多年前,“文革”期间那些稿工的高论,荒谬度早已超越了笑谈。中国的稿工年代久远,人数众多,却没有一部专门的“稿工史”专著,倘有人能就此写出这样的专著,不说是否可以填补一个空白,至少对后人认识文化病灶之所在是大有好处的。但愿有人能对此做出深入的研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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